虚开增值税是什么（20篇）

【第1篇】虚开增值税是什么

虚开增值税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违反有关规范，使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虚开的税款数额每增加3000元或实际被骗取的税款数额每增加15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不满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不满5000元的，情节严重的，可以本罪论处，基准刑为拘役刑。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2篇】虚开增值税专票开票人怎么处理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欺骗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虚开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欺骗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限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职责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欺骗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做法之一的。

【第3篇】虚开增值税算偷税漏税怎么处罚

虚开增值税算偷税漏税的处罚是会被处以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如果虚开增值税情况严重,构成逃税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主体包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

【法律依据】

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三条，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欠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第4篇】什么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刑法第205条，属于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的犯罪，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不仅仅是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行为特征所反映的那么简单，本罪的保护法益也并不仅仅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隐藏在虚开行为背后的是骗取国家税款，因而本罪更主要的保护法益是国家税款安全。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上，始终存在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一明是本罪所具有的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的性质，因而可以归属于经济犯罪（法定犯）。一暗是本罪所具有的骗取国家税款的性质，因而又可以归属于财产犯罪（自然犯）。总之，本罪兼具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也是法定犯和自然犯的双重属性。由此出发，才能深刻把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本文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沿革和规范构造为切入点，对本罪进行文本分析与规范考察。

一、罪名形成的演变过程

一个罪名的产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某种意义上说，犯罪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法律现象，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派生物。在1979年刑法制定之时，我国尚未建立增值税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刑法中设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伴随着增值税在我国的推行而产生的犯罪现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从入罪、入刑到入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曲折演变过程：

（一）1994年：司法解释入罪

1994年我国实行税制改革，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以增值税替代传统的税种。199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增值税暂行条例》，由此确立了增值税制度，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即成为计征增值税的依据和抵扣税款的凭证。增值税属于流转税，其特点在于实行价、税分离，税款抵扣，明确规定纳税人计算增值税的应纳税额时，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发票只限于在购买货物时，从购货方取得，在发票上注明增值税税额和货款数额，纳税人据此抵扣税款。增值税制度将纳税人之间的纳税义务和纳税权利（抵扣权）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套纳税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机制。税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它对国家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增值税推行以后，由于当时增值税专用发票采用手工开票的方式，相对于实施金税工程以后的税控机开票方式，缺乏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和抵扣进行监管的有效手段。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不法分子为牟取经济利益，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功能，大肆骗取国家税款，严重破坏国家增值税征管制度，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各地陆续爆发了数额达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万的税案，震惊全国。然而，在当时的刑法中并没有将这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惩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1994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伪造、倒卖、盗窃发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第2条明确指出：“以营利为目的，非法为他人代开、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50000元以上的，或者非法为他人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额累计在10000元以上的，以投机倒把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以下简称“虚开行为”）入罪。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规定中，司法解释将代开与虚开相提并论，尤其是对代开、虚开行为规定以投机倒把罪论处。其实，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与投机倒把行为之间并没有性质上的共通性。即使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投机倒把行为违反的是工商管理法规，而代开、虚开行为违反的是税收征管法规。因此，将代开、虚开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实际上是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入罪。这在当时刑法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背景下，似乎并不是问题。当然，这也反映了投机倒把罪的口袋罪性质，成为应对各种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现象的兜底罪名。

那么，司法解释以类推的方式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入罪时，为什么选择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不是其他犯罪呢？笔者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当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投机倒把行为类型中涉及发票相关犯罪。我国1979年刑法对投机倒把罪采取了空白罪状的立法方式，其投机倒把的具体行为由司法解释加以明确。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解答》”）规定了八种投机倒把的行为类型，其中涉及发票相关犯罪的共有两处：一是倒卖发票，二是为从事非法倒卖的人提供发票，从中牟利。这里的倒卖发票本身就是投机倒把行为，而为从事非法倒卖的人提供发票，就其行为样态而言包含代开发票，它是投机倒把罪的共犯行为。应当指出，我国当时尚未推行增值税制度，《解答》所称发票是指普通发票而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虽然违反税收征管法规，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难以入罪的。然而不可否定的是，发票这一联系因素成为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唯一纽带。

显然，代开、虚开行为并不是为他人倒卖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目的在于骗取国家税款，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何对这种为他人代开、虚开方式，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不直接规定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单纯的为他人代开、虚开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利用代开、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则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换言之，投机倒把罪只是对为他人骗取税款而非本人骗取税款的代开、虚开行为的刑法评价。作为这一解释结论的佐证，可以参考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第5条对骗取出口退税款行为做了规定，其中第5条第1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采取对所生产或者经营的商品假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处骗取税款五倍以下的罚金，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此，《补充规定》设立了骗取出口退税罪，只是其主体限于企业事业单位。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并处骗取税款五倍以下的罚金；单位犯本款罪的，除处以罚金外，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对于那些不符合第1款规定的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行为，根据《补充规定》以诈骗罪论处。既然如此，在我国刑法没有单独设立骗取增值税罪的情况下，对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以诈骗罪论处，应该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然而，司法解释并没有采用这一逻辑进路。

（二）1995年：单行刑法入刑

通过司法解释将虚开行为入罪，缺乏必要的正当性。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接着就启动了立法程序，并于1995年10月30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以单行刑法的方式设立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虚开行为入罪的正当性问题。

关于《决定》的立法理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顾昂然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税收秩序、保障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家税务总局对当前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犯罪的一些新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听取了税务、法院、检察院、公安等有关部门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并征求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意见，拟订了《关于惩治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围绕《决定（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此后，法律委员会于1995年10月10、17日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审议，最后在1995年10月30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决定》，完成了立法程序。

在《决定（草案）》审议过程中，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律草案文本进行了重大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罪的立法逻辑，并将对此后的司法适用产生了不可轻忽的影响。以往我国刑法学界在论述本罪的性质与特征上，对此未能引起高度重视，这是令人遗憾的。笔者认为，《决定（草案）》的修改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代开并入虚开概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些委员提出：草案中规定的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发票中代开一词含义不清楚，在实践中，代开行为有合法代开和非法代开两种情况，对合法代开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而非法代开实际上已包含于虚开发票之中，应当删去本决定中的代开一词。由此，《决定（草案）》中的代开一词被删除，其内容并入虚开。事实表明，代开是一个内涵模糊因而容易混淆的用语。因为，代开根据是否有货，可以分为有货代开和无货代开，只有无货代开才能归入虚开的概念，有货代开虽然违反发票管理制度，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虚开。正因为如此，《决定》颁行以后，我国刑法学界围绕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以本罪论处的问题一度较大争议。

第二，虚开行为解释条款。《规定》将虚开限定为为他人虚开，并不包括为自己虚开。在这种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惩处的重点是惯常性地从事虚开活动并作为经营活动的所谓开票公司。因此，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面额（以下简称“虚开数额”）作为本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具有其合理性。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虚开，实际上是他人骗取国家税款的共犯行为，因而这一立法规定属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例。因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活动具有专业化、职业化的特定，是为不特定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虚开，在这种情况下，将虚开行为单独设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有些案件中，司法机关难以查明他人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具体数额，对此应当直接以虚开税款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在有些案件中，司法机关不仅能够查明虚开税款的数额，而且还能查明他人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对此，应当选择其一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他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可以理解为虚开行为的犯罪结果。当然，这是一种间接结果而非直接结果。由此可见，在这种立法逻辑中，只有虚开是构成要件行为，而他人骗取国家税款只能是本罪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然而，《决定（草案）》取消了对虚开只能是“为他人”的限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些委员提出：对为自己虚开或者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也应当严惩。因此，草案修改稿增加了对虚开行为的解释条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之一的。”在这种情况下，虚开不仅包括为他人虚开，而且包括为自己虚开。如果说，为他人虚开是他人骗取国家税款的共犯行为，因而属于共犯的正犯化。那么，为自己虚开就是自己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因而属于预备行为的正犯化。至此为止，只要将本人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排除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之外，都还在可合理解释的范围内。

第三是加重构成条款。在笔者看来，对《决定（草案）》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增加了本罪的加重构成条款，即《决定》第1条第2款：“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考虑到《决定》第1条第1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因而第2款的规定可以说是本罪的死刑条款。之所以增加这一条款，是因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有些委员和部门、专家提出，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规定从重处罚。这一意见落实在文字上，就是对本罪增加了加重构成条款。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该款规定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带来方向性的扭转。即使是《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该条款，其影响仍然存在，对此将在后文专门加以分析。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这一加重构成条款，则无论是为自己虚开还是为他人虚开，都可以将他人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骗取国家税款数额解释为是虚开行为的结果，因而以该结果作为加重对行为人处罚的根据，这就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结果加重犯。然而，在规定了加重构成条款以后，在为他人虚开情况下，骗取国家数额尚可以解释为是虚开结果。而在为自己虚开情况下，骗取国家数额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为是虚开结果，而只能解释为本人的行为，因而这就不是结果加重犯而是行为加重犯。在行为加重犯的情况下，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就成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加重构成要件的行为，因而使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质发生重大变化：它不再是单一的虚开行为，而是包含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由此而使本罪与诈骗罪之间发生整体法与部分法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议，最终形成正式文本。《决定》第1条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由此而使虚开行为的入罪获得明确的法律根据。如前所述，这一罪名是沿袭《规定》以虚开行为为中心的刑法评价方式，因而错过了在刑法中单独设立骗取增值税罪以规范这种利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机会。此外，《决定》第5条第1款还规定对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依照《决定》第1条的规定处罚。此后，司法解释将该行为明确为独立罪名，即虚开专用发票罪。应该指出，这里的虚开发票罪并不是《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第205条之一的虚开发票罪。而且，这个虚开发票罪的存世时间很短。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该罪名就因被合并而消失。

（三）1997年：刑法典入法

在《决定》颁布以后仅仅不到两年时间，适逢1997年刑法修订，因而《决定》实施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它只是具有过渡的意义。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吸收了单行刑法的内容，包括上述《决定》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由此形成修订后《刑法》第205条的规定。

《刑法》第205条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三种行为合并为一罪。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这是一种选择罪名的立法方式。所谓选择罪名是相对于单一罪名而言的，在单一罪名的情况下，刑法只规定了一个构成要件行为，因而罪名不能分拆使用。在选择罪名的情况下，刑法将数额构成要件行为规定在同一罪名之中，这种选择罪名既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使用。也就是说，本罪的罪状将三种虚开行为规定在同一法条，这三种行为可以分别单独成为一个罪名。就此而言，可以说《刑法》第205条规定了三个罪名。这三个罪名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同时实施其中两种以上行为的，并不实行数罪并罚。对此，我国学者在评论时指出：“从立法技术上看，刑法的规定与《决定》相比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是就《刑法》第205条本身来说，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其他可以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都属于专用发票。因此，如果能将罪名规定为虚开专用发票罪，将进一步增加罪名的涵盖性而且更体现罪名的科学和简洁性，使我国刑法分则的罪名立法更加完善。”应该说，这一评论是有道理的。虽然《刑法》第205条规定了三种虚开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将三种虚开行为合并规定在同一法条，对罪名的使用带来一定的不便。需要指出，在本文中，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于其他两个罪名间或论及。因此，只有在同时涉及三种虚开行为的时候，才使用罪名的全称。

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名演变过程来看，1994年初开始推行增值税制度，随之出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现象；1994年6月出台司法解释，规定虚开行为以投机倒把罪论处；1995年10月出台单行刑法，设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1997年3月刑法修订中正式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纳入刑法典，前后不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可以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一个在极为紧迫的情况下，为满足惩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客观需要而出台的应急性罪名。司法解释的仓促和刑法立法的匆忙，使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成为留有遗憾的急就章。

二、保护法益的类型归属

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在犯罪归属上加以区隔，在刑法中分别规定在分则第三章和第五章。然而，存在某些具有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双重属性的犯罪，主要表现为经济诈骗罪。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这是一种财产犯罪。我国同时又在刑法分则第三章设立了经济诈骗罪，主要包括以下罪名：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等八个罪名；第六节危害征管秩序罪中规定的两个罪名，这就是骗取出口退税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第八节规定的合同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经济诈骗罪中，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显形的经济诈骗罪。这些犯罪的特点是在罪名中明确标示为诈骗罪，它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罪。这里的特殊是指手段特殊，例如合同诈骗罪；或者对象特殊，例如贷款诈骗罪。在刑法理论上，将经济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之间界定为特别法和普通法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此外，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中的骗取出口退税罪，也属于特殊诈骗罪。第二种类型是隐形的经济诈骗罪。这些犯罪的特点是在罪名中并未标示为诈骗罪，但就其构成要件内容而言，就是一种诈骗犯罪，例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根据《刑法》第224条之一的规定，该罪的罪名虽然标示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但其核心行为是通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因此，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行为是诈骗，只是罪名上没有予以明示而已。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显形的经济诈骗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之于隐形的经济诈骗罪，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疏离和隐蔽的经济诈骗罪。由于法条表述的关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诈骗性质往往被虚开行为所遮蔽，因而不为人所认知。从《刑法》第205条的罪状描述来看，本罪的实行行为不是诈骗而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刑法》第205条第3款的规定，虚开具有四种情形：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当行为人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行为。当行为人为自己骗取国家税款而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当行为人为自己骗取国家税款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当行为人为他人骗取国家税款而介绍他人虚开时，这种虚开是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行为。因此，上述四种虚开形式，其实可以概括为两种：为自己虚开和为他人虚开，其中，为自己虚开是诈骗罪的预备行为，为他人虚开是诈骗罪的帮助行为。应该指出，虚开行为，无论是预备还是帮助，它都不会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损失，只有本人或者他人通过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税款抵扣这一诈骗的实行行为，才能最终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在为自己虚开的情况下，本人抵扣税款，因而从诈骗的预备转化为实行，在《刑法》第205条已经将虚开这一预备行为设置为独立罪名的情况下，行为人就同时具有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两种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如果刑法将具有牵连关系的两种行为规定在同一罪名的构成要件之中，则转化为包容犯。包容犯是法条竞合的一种形态，表现为整体法与部分法的竞合。在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他人抵扣税款，因而从帮助转化为实行，在《刑法》第205条已经将虚开这一帮助行为设置为独立罪名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虚开行为就同时具有本罪的正犯和诈骗罪的共犯的双重属性，是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想象竞合不同于法条竞合，它不以具有竞合关系的两个行为规定在同一罪名的构成要件为前提。

根据本罪的保护法益进行分析，如果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仅仅是虚开行为，则它只是一种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的行为，可以归属于经济犯罪。然而，如果本罪的构成要件同时包含虚开和骗取国家税款这两种行为，则本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本罪同时侵害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和国家税款的安全，因而具有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罪是一种隐形的经济诈骗罪。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所保护的双重法益之中，两种法益对本罪的不法性质的决定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只是表层的保护法益，国家税款安全是深层的保护法益。可以说，在表层保护法益和深层保护法益之间存在位阶关系：侵害表层保护法益未必侵害深层保护法益；但侵害深层保护法益，则必然侵害表层保护法益。因此，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说，只有侵害国家税款安全这一深层保护法益才能决定本罪的不法性质。

三、构成要件的行为结构

2023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删去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这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界定带来重大影响。这里的第2款规定是指：“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笔者对本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为逻辑出发点的。那么，第205条第2款被删除以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是否也随着发生变化呢？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此，笔者分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之前和修正之后两个阶段，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结构进行论述。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205条的规定，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就是虚开行为。如果仅仅如此，则本罪就是典型的预备行为正犯化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例。如果在虚开以后，本人或者他人又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骗取国家税款的，就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通常来说，正犯的处罚都要重于预备犯或者帮助犯，因此其结果必然是以正犯论处。例如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一规定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就包含了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行为，这是网络诈骗罪的预备行为。如果行为人在发布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以后，未及实施即告案发，则对行为人以本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发布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以后，又继而实施了网络诈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以诈骗罪论处。又如，我国《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客观行为表现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如果仅仅实施了上述行为，就应当以本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不仅实施了上述行为，而且实施了网络诈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以诈骗罪论处。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一种单纯的前置化立法模式。

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一种更为特殊的前置化立法例。这主要是因为1997年修订刑法时，保留了《决定》的加重处罚条款，这就是《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将骗取国家税款设置为该罪的行为加重构成。对于实施前款的虚开行为而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以本罪论处而不是以诈骗罪论处，并且规定了死刑。在这种情况下，骗取税款行为就成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组成部分。因而，在本罪的加重构成中，就同时具有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

如果仅仅从《刑法》第205条第2款文本进行分析，骗取税款行为只是加重构成要件，因而这一规定与《刑法》第239条将杀害被绑架人规定为绑架罪的加重构成如出一辙。在绑架罪中，基本构成是绑架行为，属于单行为犯；而加重构成中同时包含绑架行为和杀人行为，属于复行为犯。因此，在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中包含了故意杀人罪，由此而使绑架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形成整体法与部分法的法条竞合关系。根据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的原则，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当以绑架罪论处。这种立法现象，在我国刑法中称为行为加重犯。我国学者指出：“行为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基本罪的过程中，实施了基本犯罪之外还实施了其他行为，而由法律规定相应加重的独立的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对照行为加重犯的概念，完全可以将《刑法》第205条第2款归入行为加重犯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虚开是基本行为，骗取国家税款则是加重行为。当行为人在虚开行为的基础上又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就加重其法定刑，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将《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行为加重犯，是以基本犯是单行为犯为逻辑前提的。换言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基本犯只能具有单一行为，这就是虚开。然而，这个前提恰恰是应当质疑的。如果仅仅考察《刑法》第205条第1款，当然可以得出本罪的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行为只是单一的虚开行为的结论。《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了三个罪刑单位，即：第一个罪刑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第二个罪刑单位，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第三个罪刑单位，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三个罪刑单位都是以虚开为中心的：第一个罪刑单位是基本犯，第二个罪刑单位是加重犯，第三个罪刑单位是特别加重犯。就上述规定而言，可谓文字严密，逻辑严谨，无可挑剔。然而，《刑法》第205条第2款插进来以后，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第205条第2款可以分为三层含义：其一，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其二，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其三，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里关 键是第一层含义。根据第2款规定，本罪适用死刑的条件是具有两个行为：第一是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行为，第二是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其中，前者是基本行为，后者是加重行为。那么，上述两个行为的主体所向何指？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形进行分析：第一是为自己虚开。在这种情况下，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主体当然是本人。第二是为他人虚开。在这种情况下，骗取国家 税款的行为主体是他人，本人为他人虚开的行为是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行为。因此，仅就第2款规定而言，完全符合行为加重犯的特征。根据行为加重犯的原理，在行为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包含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中。第二层含义，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问题是：这里的数额、情节和损失的主体又所向何指？当然是国家税款，即，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特别巨大，骗取国家税款的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税款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显然，这是本罪适用死刑的罪量要件。第三层含义，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法定刑最主要的是增加了死刑，而无期徒刑和没收财产都只起到陪村作用。因此，《刑法》第205条第2款规定完全可以称为死刑条款。

第205条第2款规定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依附于第1款规定，因而必须将其纳入第1款进行统一考察。《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死刑条款是对第1款三个罪刑单位的补强，因此，第2款可以确定为第四个罪刑单位，刑法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定由此形成四个罪刑单位的层级：第一层级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法虽然未规定数额和情节，但司法解释对此做了规定；第二层级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第三层级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第四层级则是规定了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以上规定除了第三层级的特别严重情节和第四层级的情节特别严重存在一定的重合以外，仅就数额规定而言，可谓层层递进。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问题：前三层级的数额和情节都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和情节，而第四层级的数额和情节则是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和情节，两者之间明显不协调。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界定为行为加重犯，除了虚开行为以外还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那么，第1款规定的三个层级的虚开行为，是否同时也伴随着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呢？显然，从刑法文本的字面表述来看，似乎并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但司法解释则在其他严重情节中包含了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例如，1996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规定：虚开税款数额1万元以上的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千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①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万元以上的；②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虚开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①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30万元以上的；②虚开的税款数额接近巨大并有其他严重情节的；③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对比以上对数额和情节的规定，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中的三个层级中，除了虚开数额以外，国家税款数额表述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而不是直接表述为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也就是说，第1款规定的三个层级的国家税款数额相当于第四个层级的造成损失数额，而不是骗取国家税款数额。

如前所述，《刑法》第205条的虚开行为可以分为为自己虚开和为他人虚开两种情形，在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是他人骗取国家税款，因而对于虚开者来说，可以认定为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数额。但在为自己虚开的情况下，是本人骗取国家税款，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数额是本人骗取行为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的三个层级中，同时都包含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因此，基本犯不再是单行为犯，这就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第2款规定的并不是行为加重犯。因为行为加重犯中的行为是指他行为，即基本犯所不具有的行为。例如，我国学者指出，行为加重犯的行为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超出基本犯罪行为性质的更为严重的行为，第二种是基本犯罪行为之外的其他行为。无论何种情况下，上述四个层级都包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国家税款这两种行为，因此就属于复行为犯。当然，这也不是单纯复行为犯，因为在第1款规定的三个罪刑单位中，还可能包括帮助行为的虚开。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为他人虚开行为和他人骗取国家税款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这就不是复行为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法》第205条的行为结构具有复合性，同时容纳了单行为犯和复行为犯。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是否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观点。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角度提出：如果第1款规定不包含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那么，在为自己虚开并且利用自己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情况下，是否应当认定为诈骗罪而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虚开发票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再用虚开的发票骗取国家税款，属于加重行为。《刑法》第205条对此没有规定，这是一种立法缺陷。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情况属于一罪同时触犯数法条的法条竞合，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第三种观点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又实施骗税行为的，完全符合牵连犯的特征，依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在以上三种观点中，只有第一种观点肯定本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包括骗取国家税款，然而只是在加重行为的意义上确认。因此，《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三个罪刑单位中还是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只是第2款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至于其他两种观点，则均否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我国刑法教科书和相关论著中，对于本罪第205条第1款的客观构成要件一般都只是确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并没有论及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笔者认为，尽管从《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文字表述上不能得出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结论。然而，从对于本罪的数额和情节的司法解释，以及从第2款将骗取国家税款作为本罪适用死刑条件规定反推，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第1款规定的构成要件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结论，而且第1款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这一刑期正好和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相同，因而本罪的刑罚也能够容纳得下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以司法解释而论，1996年《解释》第1条明确地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数额并列为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因此，并非只是虚开而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以本罪论处，而且虚开并实施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也以本罪论处。换言之，虽然《刑法》第205条对本罪的实行行为表述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根本没有涉及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司法解释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和结果都一并包含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中，这是一种包容犯的规范构造。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在本罪中的地位存在某种模糊认识。例如，在司法案例中将骗取国家税款称为抵扣税款并且讨论了抵扣税款在本罪构成要件中的含义，存在行为要件说和行为对象说的差异。行为要件说认为，抵扣税款并已造成税款损失是本罪的行为要件；而行为对象说则认为抵扣税款只是对虚开发票的性质的要求，即虚开的是可以抵扣税款的发票，因而抵扣税款属于行为对象的内容。其实，这里所论及的抵扣税款就是骗取国家税款，因为这种抵扣税款是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的，因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如果以此界定抵扣税款，则它就不可能只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性质，而是行为人所实施的一种行为，因而行为要件说显然是正确的。如果这种骗取国家税款的内容包含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则对于在实施虚开行为，同时又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就应当以本罪论处。只有在本罪构成要件中并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对于这种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才能以诈骗罪论处。然而，对于虚空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利用该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例，而是按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例如，上海新客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志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8日，被告人王志强注册成立以其一人为股东的新客派公司，王志强系法定代表人。王志强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让英迈（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先后为新客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分别于开票当月向税务局申报抵扣，骗取税款共计82965.81元。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新客派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82000余元，被告人王志强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与单位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本案中，被告人王志强的行为是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用以抵扣税款。由此可见，王志强同时实施了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但司法机关对其只是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对于骗取税款的行为并没有另外认定为诈骗罪。这种司法认定，从刑法教义学上分析，存在两种解释路径：第一种解释路径是牵连犯的法理，认为王志强同时实施了两个行为，其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其二是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这两个行为之间互相独立，同时构成犯罪，但两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按照牵连犯以一罪论处。如果根据这一法理，则不能得出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包含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之中的结论。第二种解释路径是包容犯的的法理，认为《刑法》第205条第1款虽然没有明示包含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但因为第2款规定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应当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根据当然解释原理，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应当包含在《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规定之中，这是刑法理论上的包容犯。如果根据这一法理，则可以得出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包含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之中的结论。从司法案例来看，似乎更接近于包容犯的理解。如果这种情形理解为包容犯，就会出现正犯行为被预备犯所包含，以及正犯行为被帮助犯所包含这样一种本末颠倒的立法例。当然，这一结果在《决定》审议的时候，在虚开行为之增加为自己虚开的内容，以及专门设立加重处罚条款的时候，已然埋下伏笔。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本罪的行为结构做出以下描述：《刑法》第205条第1款的虚开行为，可以区分为为自己虚开和为他人虚开两种情形，这两种虚开行为的性质有所不同，因而构成犯罪的行为结构存在重大差别，应当分别论述：

第一，在为自己虚开的情况下，当行为人只是实施了虚开行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本来属于骗取国家税款的预备行为，因为刑法将该预备行为设立为犯罪，因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此时，行为人实施了单一的虚开行为，因而属于单行为犯。如果行为人为自己虚开，同时又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此时，行为人分别实施了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因而属于复行为犯。在上述情况下，当行为人只实施了虚开行为的情况下，只有虚开税款数额，应当分别数额一般、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三种情形，以此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因而不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可以排除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而如果行为人不仅实施了虚开行为，并且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则存在两个数额，即虚开税款数额和骗取税款数额。根据刑法对量刑幅度的规定，主要是以虚开税款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骗取税款数额只是补充性的标准。在行为人同时实施了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存在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

第二，在为他人虚开的情况下，当他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本来属于预备犯的帮助犯，因为刑法将这种帮助行为设立为犯罪，因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此时，行为人实施了单一的虚开行为，因而属于单行为犯。如果行为人为他人虚开，他人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这种情形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这是一种必要共犯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这两个行为，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人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分别实施了上述两个行为。就此时的行为结构而言，仍然属于复行为犯。在上述情况下，当行为人只实施了虚开行为而他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情况下，只有虚开税款数额，应当分别数额一般、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三种情形，以此作为定罪量刑标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尚未实施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因而不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可以排除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而如果行为人不仅实施了为他人虚开行为，并且他人实施了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则存在两个数额，即虚开税款数额和骗取税款数额。根据刑法对量刑幅度的规定，主要是以虚开税款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骗取税款数额只是补充性的标准。在虚开行为的实施者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的实施者构成本罪共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后果，因而存在适用《刑法》第205条第2款，即死刑条款的可能性。综上所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行为构成是较为复杂的复合结构，它同时包含单行为犯和复行为犯。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其动因是废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死刑。在修正前，根据《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在《刑法》第205条第2款废除以后，其法律后果并不仅仅是废除了死刑，而且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行为，是否仍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这个问题背后所隐含的问题在于：《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是否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上述两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果认为《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废除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但对于该款行为仍然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只不过从适用第2款因该款废除而改为适用第1款。按照这一观点推论，则第1款当然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反之，如果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刑法》第205条第2款，因此该款行为就不能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按照这一观点推论，则第1款也就不包括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对于这个问题，张明楷教授认为，从《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该款中没有规定虚开发票并且骗取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情形，换言之，这两种情形也仅成立本罪而不可能另外成立新罪，说明本罪行为可以包含逃税和骗税行为；由于立法机关删除《刑法》第205条第2款只是为了废除本罪的死刑而没有改变本罪的性质，所以在第2款被删除后，即使虚开发票并且骗取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的，也仅成立本罪，可见本罪实际上包括了骗取税款的内容。对于这一观点，笔者完全赞同。《刑法修正案（八）》废除《刑法》第205条第2款的立法意图是取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死刑，并没有改变本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结构。当然，既然《刑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同时包含虚开行为和骗取国家税款行为，对此应当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中予以明确。

从以上对《刑法》第205条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的文本分析来看，以虚开行为为中心的罪名规定方式存在逻辑上缺陷，由此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偏差和刑法理论上的混乱。为此，应当根据刑法文本，结合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并采用刑法教义学的解释方法，重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教义学形象。

来源： 清华法学、悄悄法律人公众号

【第5篇】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立案标准是什么

1、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或者虚开金额累计在四十万元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五年内因虚开发票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虚开发票的。

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6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标准

根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的税款数额不同，量刑标准会有所不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数额达到10000元，或是使国家税款被骗取达5000元的，会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基准刑为6个月有期徒刑；

根据虚开的税款数额来计算刑期，虚开数额每增加3000元，增加一个月刑期，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数额每增加1500元，增加一个月刑期；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数额达到10万元，或是使国家税款被骗取达5万元的，就属于虚开数额较大的将会被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基准刑为三年有期徒刑；

根据虚开的税款数额来计算刑期，虚开数额每增加6000元，增加一个月刑期，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数额每增加3000元，增加一个月刑期；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数额达到50万元，或是使国家税款被骗取达30万元的，就属于虚开税款数额巨大，依法将会被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虚开数额每增加10000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的数额每增加5000元，那么将增加一个月刑期。

【第7篇】接受虚开增值税票处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违反税收征管的违法犯罪行为。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不仅给国家税收带来巨额损失，而且对国家税收政策以及发票管理制度造成巨大破坏。日前，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对虚开或者故意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除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外，税务机关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对纳税人税收情况全面检查，若认定故意接受虚开的发票，则从重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虚开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案例：

经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xx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在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非法取得虚开增值税进项发票52份，金额515.30万元，税额87.6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10.51万元的行政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包括：

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第8篇】虚开增值税票以什么法来定罪

虚开增值税票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定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违反有关规范，使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

【第9篇】如何认定虚开增值税票

下面的截图是公开信息可以查到的福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出具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这份决定书的内容并不多，但是可以说是重点信息都有，本文就将从这份决定书说起，来展开分析，税务局是如何从5个方面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票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下游企业收到这些发票，应该如何应对？

一、税局从5个方面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票

截图的5点，其实就是税局认定该公司发票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票的5个方面，我们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分析。

第一个方面：公司的经营状态为注销，实际为走逃（失联）

公司经营状态为注销，单独这个点，并不是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理由。注销的企业非常多，并不是注销的企业都可能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过，有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采取的就是虚开发票之后，就赶紧把企业注销了。

甚至还有些企业，注销都不注销，直接走逃失联，不管企业的情况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去买发票风险很大的原因，你不知道卖给你发票的企业后面会发生什么状况。

第二个方面：爆发式开票

企业的经营，一般来说是稳定发展的，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比如遇到疫情，某些行业的业务会有爆发式的发展，导致开票也会呈现爆发式的增加。但这是特殊的情况，如果行业比较稳定，那么开票也会是稳定的，此时如果税务机关发现开票量呈现爆炸性增加，开票金额巨大，那么一般会对此有所怀疑和预警。

第三个方面：上游的开票企业被认定为非正常户

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该公司办理了注销，推测该公司是通过购买发票的方式来抵扣自己虚开发票产生的销项税，达到不缴纳税款的目的，进而顺利办理了注销手续。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该公司是在2023年1月集中取票，而上游企业是在2023年5月-6月之间被认定为了非正常户。

第四个方面：有销无进、销大于进

金三后，所有的发票信息，其实都已经进入了税务系统，可以用于分析。发票上记录了税目、单位和数量，理论上，税务局是可以通过发票生成每家企业的进销存报表，而有销无进、销大于进，就是这张进销存报表中的异常情况。

有销无进，也就是销售了a产品，但是从公司的进项发票中，却没有看到有采购a产品，这种情况，如果是制造业，可以通过采购的原材料生产制造出a产品，是能合理解释的，如果是贸易型的企业，那么就很难解释这种异常。

销大于进，也就是销售了a产品100吨，但是进项发票只有80吨，那么额外的20吨哪来的呢？这种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发生，比如有20吨货物与供应商还在结算，所以供应商还没开出发票，但是公司已经将这20吨货物卖给客户，并已经开出了发票，就会造成销大于进。

所以这个有销无进、销大于进，如果无法合理解释，也极容易成为发现虚开发票的征兆。

第五个方面：资金异常，未向上游付款，大宗交易未收款

取得了上游的发票，却不向上游支付货款，向客户开具了发票，却没有从客户那里收到货款，当然这个支付和收取，指的都是公司账户中的资金情况。

因为往往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资金走的都是个人账户，而没有走公司账户。

当然，有些企业为了避免这样的异常出现，会将资金流补齐，比如向客户虚开发票后，客户按照发票的金额付款后，公司再通过别的手段，将扣除开票手续费的款项，转回客户指定的账户。

这样的手段会更加隐蔽，但是也同样会被查出来，这种手段形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资金回流”，这也是税务机关判断虚开发票的一个重要信号。

二、受票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福州这家公司被查，对这家公司来说，可能意味着终结日已经快要到来了。但是对于从这家公司购买了发票人来说，事故才刚刚开始。

因为税务局都是联网的，各地税务局之间也是同一体系，福州这家公司被查出虚开发票后，当地税务局会向所有受票单位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发出协查函，并告知这些发票已经被证实为虚开，请求协查。

不久之后，受票企业就会收到当地税务机关的检查通知，不出意外，这些虚开的发票，对应的进项税将会被要求转出。

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给3点建议：

1、积极配合税务局工作，并积极地沟通，千万别对抗

2、首选的方案是争取这些发票不认定为虚开发票，这需要企业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企业就是与福州这家公司有真实的交易，发票也是按此真实交易开具的。

3、首选方案并不一定具有可操作性，次选方案则是要朝着善意取得虚开发票努力，因为认定为善意取得，则除了补税外，不需要加收滞纳金，也不会被处罚。而如果被认定为恶意取得，那么将会被认定为偷税，补税、加收滞纳金和处罚，甚至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第10篇】虚开增值税票罪补税

答： 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旦发现之前有漏缴的税，最好自觉到税务局补缴，不要等到税务局寄来罚款发票，那样对于企业涞说也是一笔损失的营业外支出。

纳税人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当纳税人是善意的取得对方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的规定：

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

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

购货方能够重新从销售方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的，或者取得手工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且取得了销售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已经或者正在依法对销售方虚开专用发票行为进行查处证明的，购货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应依法准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出口退税。

增值税进项大于销项怎么做分录?

当销项税大于进项税时应做增值税转出，并交纳增值税。

分录为：

1、借：应交税费--转出未交增值税

2、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3、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贷：银行存款

【第11篇】虚开增值税票会定什么罪

【第12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司法解释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违规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0号)的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税款数额1万元以上的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千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

【第13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

作者：王如僧律师，税务诉讼律师

单位：广东广强律师

判断有没有骗抵目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只是简单、片面之词，仅供参考。

众所周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必须以骗抵国家增值税款为目的，否则当事人就是无罪的。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有没有骗抵国家增值税款之目的呢？

假设a公司与b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交易，a支付b一定数额的费用后，b开具了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给a，如何分析有没有骗抵国家税款目的呢？

第一步，a是否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

一般纳税人才能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即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小规模纳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即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如果a是小规模纳税人，那么，a是没有销项税额的，既然没有销项税额，那么a拿到进项发票后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该进项没法抵扣，a只能将该进项发票列入成本，冲抵企业所得税。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保护的客体仅限于增值税软，不包括企业所得税，因此a没有骗抵国家增值税税款之目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这方面最经典的，莫过最高院颁布的芦才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该案中，芦不具备抵扣资格，相关专票只能列入成本，冲减企业所得税，所以法院认为芦没有骗抵目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第二步，a是否打算将其用于扺扣。

首先，要看a有没有申报进项了。没有申报的话，自然没有骗抵国家增值税款之目的。

其次，如果申报了，就要看a有没没有进项转出，这里要注意转出的时间点：a是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前，就进项转出的，那么a没有骗抵国家增值税款之目的；如果立案之后才转出的，a只能算是补缴税款，不影响定罪，只影响量刑。

笔者以前办过一个案件，当事人就是在税务稽查阶段进项转出了部分，这部分没有被检察院认定为虚开。

第三步，a用于抵扣后，是否会导致国家增值税款流失。

这里的流失，不仅包括国家增值税款实际上已经流失了，还包括增值税款实际上没有流失，但处于流失的现实危险状况之中。

以下三种情形，笔者认为a不具有骗抵国家增值税款之目的。

其一，a支付了等于或大于税款的费用给b，不具有骗抵目的。

根据增值税的原理如下：

开票后，a持有进项，b持有销项。期末的时候，a申报进项，用于抵扣；b申报销项，缴纳相应的销项税额。a抵扣的数额其实就是b缴纳的数额，并且两者数额相等。

如果a支付的手续费大于或等于发票上的税款，那么a拿到进项后，抵扣的数额，要么小于，要么等于其支付的手续费，即a要么是亏本的，要么是不赚也不亏。

这种情况下，不论b是否缴纳销项税额，a都没有骗抵目的。

例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虚假购销合同，贷款1000万，增值税130万，甲公司打了1130万给乙公司，乙公司扣了130万元的增值税，还另外扣了2个点，即20万的手续，余款转回甲公司，然后开具专票给甲公司。甲公司用于抵扣了，但乙公司不想真实的缴纳那130万销项税额，于是以5个点的价格，从第三方那里购买了100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冲减。这个案件，司法机关认为无论乙公司有没有缴纳销项税额，甲公司均不具有骗抵目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其二，b如实缴纳相应的销项税款了。

如果a没有支付，或者支付的手续费少于发票上记载的税款数额，那么a就危险了。但是，至少在一种情形下，a是无罪的，那就是b如实缴纳相应的销项税额了。

既然b如实缴纳了，那就意味着国家在销项方收到相应的税款，a抵扣的其实就是b缴纳的税款，因为国家增值税款没有流失，a没有骗抵目的。

其三，a的销项虚假，无论是否抵扣，均没骗抵目的。

根据增值税的原理，a的进项就是b的销项，同时a本身也有自己的销项，并且a从b处拿到的进项，只能抵扣a自己的销项。

如果a拿到进项后，抵扣的销项是虚假的，那么a的行为实际上不会导致增值税款流失，所以a没有骗抵目的。

例如，甲公司为了骗取银行承兑汇票，与乙公司签订5000万的购销合同，开具了专票给乙，为了避免缴纳销项税额，甲又从第三方购买了5000万的专票，进行冲减。由于前面的购销关系不属实，甲公司没有义务缴纳这笔销项税额，甲公司购买专票冲减的是一笔没动义务缴纳的税款，因此增值税款没有流失，甲公司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第14篇】虚开增值税票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罪名定性应当依据行为结构展开。对于虚开行为，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危险犯的模式设置，并且此种抽象危险的判断标准应当附加以“经济交易流转的正当程序和一般状况”为前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当有别于案件的定罪标准，前者可考虑单独以造成国家应收税款的现实损失为标准。

基本案情

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事实 2023年3至4月份，被告人孙某与李某(另案处理)共谋在重庆市璧山区成立公司，通过虚构公司收购中药材进行加工销售，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好处费的方式牟取非法利益。为逃避公安和税务的查处，二人商定借用璧山本地人陈某的名义，在璧山注册成立了a公司，并在重庆璧山区丁家街道石垭九组租下房屋作公司厂房，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某。公司注册成立后在重庆市璧山区税务部门办理了税务登记证，成为一般纳税人，公司经营范围为收购、加工、销售中药材产品。公司聘用熊某桧担任会计，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李某和孙某。 2023年8月至2023年9月，公司在无实际生产、无实际业务发生的情况下，被告人孙某与李某将公司作为中药材初级产品收购方，利用国家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的税收政策，故意编造向对方第三人收购板蓝根、党参、桔梗、大黄等中药材业务的事实，共虚开重庆市收购业统一发票(2023年9月后为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326份，虚开金额3100万余元，向税务机关实际申报并认证抵扣税款405万余元。 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2023年8月至2023年9月，被告人孙某与李某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a公司的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9份，票面金额15806347.17元，税额2687078.83元，价税合计18493425.71元。之后上述所开据的15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4家单位在当地税务机关抵扣税款，共抵扣税款2687078.83元。案发后，上述四家单位均已将所抵扣税款全部退出。

法院判决

被告人孙某违反国家增值税发票管理规定，伙同他人共谋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借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成立公司，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自己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共虚开重庆市收购业统一发票326份，金额3100万余元，向税务机关申报并认证抵扣税款405万余元；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9份，虚开税额260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

律师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孙某犯罪行为的定性和犯罪数额认定问题。依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罪状设置，该罪名为选择性罪名，亦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罪以及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既可单独适用，也可并合适用。在解决本案的定性问题之前，随之而来的首先应当是行为入罪标准的明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将该罪的入罪行为确立为“虚开”，对于行为入罪的评价标准而言，理清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其他发票两类发票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能够对整个案件的行为与结果发展进程的特质梳理起到提纲挈领的效果。此外，考虑到本案罪名的选择不同于单一性罪名，后者能够直接依据案件行为的特点，对接刑法文本的特定罪名评价，而后者更侧重行为的包容性和选择性评价的价值抉择问题。针对本案面临着选择性罪名的行为定性的情况，孙某虚开收购业务统一发票的行为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如何认定选择性罪名情况下的单独化罪名和并合化罪名，便成为数额认定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之一。 一、罪名的行为结构和入罪标准应当依据抽象危险理解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作为刑法典中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危害税收征管罪，毋庸置疑，其侵害的客体必然以国家税收的征管秩序为基础。但与此同时，刑事司法必须化解国家税收征管秩序与国家税收利益的侵害危险的关系问题，亦即，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秩序是否必然威胁到国家税收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学者逐渐展开探讨。复合犯罪客体论者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必须同时危害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和国家税收利益，其才具备刑事可罚性，以便从犯罪客体的双重限制方面来对税收犯罪的扩张化进行限制。而单一犯罪客体论者认为，只要实施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情节严重与否的评价仅为一种量刑结果评价，并不涉及入罪标准问题的探讨。亦即，税款的流失与被骗的结果程度并非犯罪成立的必要构成要件。对此，笔者认为，基于刑法立法的教义规范，无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都应当将该选择性罪名的犯罪客体定为一种并合客体，亦即，行为人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其他发票行为必须满足危害税收征收行为可能威胁到国家税收利益的犯罪客体。 因而，该罪名的行为结构选择应当是一种抽象危险犯，即虚开行为必须在妨害国家税收秩序的基础之上，同时具备侵犯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现实危险。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刑事司法对侵犯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危险的具体判断，笔者认为，这种抽象危险的判断标准应当附加以经济交易流转的正当程序和一般状况为基本前提。诸如，行为人在无任何实际交易目的的情况下，为对方公司虚开大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在交易过程前就被对方公司阻断非法牟利之目的，或者发现其实际上并无任何交易能力的客观境况，此处的虚开增值税的行为应当借助市场经济管理的行政法律法规进行评断，而审慎使用刑法予以定性。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或抵扣税款发票，并非能够在正常的经济交易、流转环节进入税收缴纳环节。再如，为扩充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增加交易能力的可信度，甲乙双方公司承诺以互相为对方虚开同等数额的增值税发票，并且在交易完成的后续阶段，双方正常按照规定缴纳税款。该种虽带有欺诈性质的扩充公司业绩的行为并不具备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和现实危险的虚开行为，也并非是该罪名涵射的构成要件范围，虽然该虚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秩序，但发票管理秩序仅为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一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上述行为并无任何侵犯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现实危险或风险。 综上可知，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行为结构选择定位为一种抽象危险犯，并对其入罪标准附加经济交易流转的正当程序和一般状况进行判断，不仅可增加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行为的司法预判力，而且是遵循罪刑法定基本原则之司法路径抉择。 二、选择性罪名的定性标准应当依据犯罪客体关联性确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罪作为一种典型的选择性罪名，对该罪名的行为发展进行细致解剖，可以存在两种思维模式。 其一，该选择性罪名中的虚开行为具备手段与目的的并合模式，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本身就是三个不同罪名模式，刑事立法出于立法资源的简洁化考量，将其并合存在。如果结合该案进行解释，则被告人孙某虚开收购发票的目的是抵扣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缴税额，继而向对方第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因而，案件本身就存在两种犯罪行为：第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第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行为。其中，被告人孙某虚开收购发票行为是手段行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并从中牟取非法利益是目的行为。在同一非法牟取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犯罪故意下，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两行为均已构成犯罪，应当认定为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故孙某的行为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两个罪名，但依据特殊的行为关系结构，可以择一重罪定性评价案件行为的整个发展过程。 其二，该选择性罪名中的犯罪各个行为构成要件的并列模式。照此理解，则可以将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解释为一种分列罪名设置。亦即，虽然该罪名为选择性罪名，但该罪名是在同一款法律条文中表述(罪名第一款)，这三个选择性罪名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都相同，唯一不同的仅是犯罪对象有所差异。依据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刑法规定的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具有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功能的收付款凭证或者完税凭证。因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同为危害税收征管秩序以及侵犯同一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行为。在案件行为定性过程中，法官应当依据犯罪客体关联性，以其侵犯的不同对象来选择适用罪名。并且在罪名行为并列模式下，该法条实际上仅存在一个犯罪构成，而非多个犯罪构成。因而，选择性罪名的最终确立，应当结合案件行为的关联性进行确立。该条文中罗列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和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以及抵扣税款发票行为，但其并非只能依据法条固定的罪名表述进行案件的罪名定性。针对本案中孙某的虚开行为，案件中与罪名相关联的行为有两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以及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最终案件依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完成整个案件的定性过程。 相对于第一种并合行为的罪名模式理解，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并列行为的罪名模式解释。主要理由在于：(1)适用牵连犯手段和目的理解过于抽象。何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需要通过法官的具体实践经验和事实判断进行理解，在这一前提下，对法官对不同事物的精确性理解要求，便成为准确定罪量刑的关键性问题。但是现实情境是：由于缺乏商业经营模式的实践考察，法官较难理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行为的发展脉络和真正的目的和需求。(2)违背刑事立法的形式和实质逻辑。选择性罪名的逻辑之美在于契合案件行为的实质关联性，依据犯罪客体的关联性来正确选择相应的契合立法行为的形式罪名。(3)最大程度上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采取选择性罪名的并列模式理解，也并不排除只要行为人是针对不同对象实施的多种(个)行为，亦可认定为数罪的基本原理，以此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三、选择性罪名的数额认定应当遵从禁止重复性评价原则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是一种典型的财产犯罪，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两者同为量刑标准。如何理解并确定罪名的犯罪数额，不仅在案件行为的定性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在行为程度性的量刑结果评价上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中，犯罪金额指的是虚开税款金额。对于虚开的税款金额，应当避免将同一种类的金额或是同一类法益指向性、关联性的对象进行多次评价，进而背离重复性评价原则。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本身直指国家应收税款利益，因此，案件审理过程中，在虚开税款金额的理解上，必然会存在着虚开的发票形式税款金额与虚开的发票申报并认证抵扣的实质税款金额两种理解。简言之，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发票的行为是否实现了抵扣、骗取的现实目的。因而，采取何种犯罪数额标准进行精准量刑，便成为实务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如果入罪标准达到了犯罪金额，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适用法发〔1996〕30号司法解释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回复》中“在新的司法解释制定前，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执行的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标准的50万元、250万元”，仍应当按照第一档法定刑进行定罪量刑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对情节轻微的案件进行定罪免刑。 笔者认为，在理清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之前，有必要细致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6条的解释，“虚开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这便意味着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必须采取现实危险进行判断，其中的1万元应当结合国家税款的被骗可能进行实质评价。而对于量刑标准，有异于定罪标准，其应当“采取虚开的税款数额结合国家税款的现实损失”进行适用。因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性评价在于受票方为实现逃税目的，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其应向国家缴纳的增值税，而造成国家应收税款利益的流失。如果在定罪阶段将虚开的发票税款进行评价，在量刑阶段再次进行犯罪数额的结果评价，则明显违背了禁止重复性评价的路径选择。综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犯罪数额的司法确定，应当以造成国家应收税款的现实损失为正式标准。 结合本案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认定，孙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被骗的数额，是四家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公司按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9份后实际抵扣的税款2687077.98元来计算的。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数额部分认定，孙某以a公司名义申报并认证抵扣进项税款4058257.61元，因无真实的货物交易，孙某无纳税义务，未给国家造成损失。孙某在虚开收购发票中，a公司共缴纳增值税536435.29元，应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中扣除这笔税款。另外，四家受票单位在侦查终结前已将抵扣的税款2687077.98元补缴到税务部门。

【第15篇】接受虚开增值税票移送依据

第八届企业刑事合规高端论坛发布了《2019—2020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该报告以2019 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的所有刑事案件判决书、裁定书为检索对象，从中筛选出符合企业家犯罪定义的案例2635件作为分析样本，报告显示，2023年企业家触犯频次最高的前五个罪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高居第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虚开」包括以下三种行为——

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被列为法定的虚开情形之一，在实务当中，通常表现为：

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能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让他人为自己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接受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于在真实交易中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而应当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论界与司法适用中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观点一

只要存在虚开行为，即可认定犯罪

此种观点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应是“行为犯”，构成犯罪不以造成偷税、骗税等后果为必要条件，只要着手实施了虚开的行为并且达到定罪量刑标准，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偷税、骗税目的，客观上有无实际抵扣、骗取税款行为，均不影响本罪的认定。

因此，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接受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例一

刘增荣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16）兵08刑终162号】

裁判观点

本案中，刘增荣经营瑞利通公司期间，虽然有羊毛的真实交易，但其开具的是与实际业务情况不相符的用于抵扣税款的发票，且数额巨大，危害了税收征管秩序，依照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认定为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行为。

刘增荣作为瑞利通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瑞利通公司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符合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构成要件。

案例二

车某虚开发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苏0582刑初37号】

裁判观点

车某因在向江苏兴港公司供应砖头结算时无法出具发票，遂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让应某虚开了3份受票单位为兴港公司，开票单位分别为锐凯公司、宏帆林公司、法帝尔公司的普通发票，金额合计人民币2400018元。法院认定车某虚开发票，情节严重，构成虚开发票罪。

案例三

杭州某服饰公司虚开案

2005年12月至2007年1月，犯罪嫌疑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及犯罪嫌疑人章某（该公司经理）委托个体加工户魏某承担加工服装绣花业务。在结算加工费过程中，魏某提出其本人无法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由其他单位代开。

章某为了能够抵扣进项税款，在本公司与杭州某化纤纺织有限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仍接受魏某从杭州某化纤纺织有限公司虚开的服装面料销售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税额169300.00元，并将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帐申报抵扣进项税金，造成国家税款被骗169300.00元。

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单位杭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及章某和魏某一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审查起诉。

观点二

不具有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即不构成本罪

此类观点认为，虚开是“非法定的目的犯”（以陈兴良教授为代表）或“抽象危险犯”（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如果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实际经营活动作为基础，因此没有并且不可能骗取税款时，不满足虚开罪的主观要件、结果要件与行为要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例一

2023年12月26日，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法院判决的黄某、吴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刑事判决书【（2018）鄂9005刑初68号】

裁判观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且骗取抵扣的税款应限定为国家增值税。本案行为人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并不是为骗取抵扣国家增值税，而是为逃避缴纳消费税，且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造成了国家增值税损失，故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案例二

2023年8月15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卢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2016）鲁01刑再6号】

裁判观点

嘉周公司及卢锋、李斌虽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联系康增公司、勤元公司、康鼎公司，实施相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但其真实目的系夸大公司销售业绩和经济实力，以便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和流动资金贷款，主观上不具有偷、骗税目的，客观上亦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对该种行为不宜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案例三

2023年11月7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崔志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2017）鲁02刑再2号】

裁判观点

没有骗税目的的找他人代开发票行为与以骗税为目的的虚开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可相提并论，因此，在不能证明被告人有骗取抵扣税款或帮助他人骗取抵扣税款故意的情况下，仅凭找其他公司代开发票的行为就认定构成此类犯罪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案例四

2023年7月12日，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定检诉刑不诉[2019]6号】《不起诉决定书》

裁判观点

行为人有混凝土的实际交易行为，其通过第三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用于正常结账，而不是为了谋取其他非法利益和逃避缴税，并同年补缴了税额和滞纳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认定以“挂靠”有关公司名义实施经营活动并让有关公司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性质》征求意见的复函（法研[2015]58号）：行为人进行了实际的经营活动，主观上并无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不宜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逃税罪等其他犯罪构成条件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故姚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罪名。

税邦观点

存在真实交易但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否属于“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情形以及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关系到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问题。

该行为在实务中存在两种情形：

一种是行为人明知是虚开的专用发票而被动接受;

另一种是行为人主动要求他人虚开专用发票后的接受。

被动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主动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情形，在行为性质上存在区别，因此我们在下定论时不能直接一刀切，而应该分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既无过错又无过失的善意受票人

被动取得虚开专用发票的行为中，存在既无故意又无过失的善意取得情形。

在很多真实交易中，由于购货方所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形式上无法辨别出其为虚开，发票所载的购货单位、销货单位、发票印制属地、品名、金额、数量、税额、开票日期以及签章等各项目内容均与实际相符，受票人已尽到受票方应尽的各项注意义务，也没有证据表明受票人对该发票属于虚开或属于非法取得的情况知晓或应当知晓，就应当认定为“善意受票人”。

针对善意受票人，其与虚开发票者并不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并不构成犯罪。

根据国税函[2007]1240号、国税发[2000]182号等文件规定，其面临的法律责任是，如果购货方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有效专用发票的，则购货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应依法准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出口退税；如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不准其抵扣进项税款或追缴其已抵扣的进项税款。

对于非善意受票人，则应当区分瑕疵取得与恶意取得

恶意取得的认定，要求受票人对于所取得的专用发票存在虚开的情形是明知和希望的，对于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危害结果也是明知和希望的。

如果受票人对于所取得的专用发票，尽管其所取得的发票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在受票人了解到该专用发票本身真实、内容与交易相符且税额已由对方实际缴纳，不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即发票形式上的瑕疵不会造成实质上的危害后果的情况下，就不应认定为恶意取得，而应认定为瑕疵取得。

针对瑕疵受票人，其在取得专用发票时只是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而使发票没有达到标准，在主观上并没有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对于可能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危害后果不明知也不希望，从严格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该行为虽不构成“善意虚开”，但也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属于“未按照规定取得发票”的行政违规行为。

其面临的法律责任是，如果受票人补开到真实规范的专用发票后，则应当允许其予以抵扣，不过应对其不规范的发票取得行为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针对恶意受票人，如果有证据证明受票人明知出票人是使用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愿意用其抵扣税款，即其对该发票会造成的实质危害是明知的，则构成恶意取得。

此种情况下，无论其是否可以重新开具到真实规范的专用发票，都不得予以进项税额抵 扣或出口退税，对于已经抵扣或退税的应予追缴。如果造成了国家税款的重大流失，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该以犯罪论处。另外，税务机关应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结语

目前，税收执法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虚开的标准不仅限于是否有真实货物交易，因此，当纳税人具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仍然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甚至进入司法程序的，应当及时寻求专业税务律师的帮助，从不具有骗抵税款主观目的、没有造成增值税税款损失等角度积极抗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附

陈兴良教授认为：本罪是非法定目的犯，需要以抵扣税款为目的，抵扣税款目的是本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则，即使客观上实施了虚开行为，也不构成犯罪；

进而，由于抵扣税款是不应抵扣而抵扣，所以本罪行为具有骗取税款性质，刑法设立本罪的目的，就是为了惩罚骗取税款的行为。

所以，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实施了虚开发票行为并且抵扣了税款，也不构成犯罪。

张明楷教授认为：本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司法机关应当以一般的经济运行方式为根据，判断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危险（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危险）。

如果虚开、代开增值税等发票的行为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危险，则不宜认定为本罪。

并且认为，虽然就具体案件的处理而言，目的犯说与他的观点不会产生差异，但他仍然主张从客观方面去判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有无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危险，在主观方面，则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险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第16篇】什么是虚开增值税

虚开增值税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违反有关规范，使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虚开的税款数额每增加3000元或实际被骗取的税款数额每增加150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数额不满1万元或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不满5000元的，情节严重的，可以本罪论处，基准刑为拘役刑。

【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第205条规定，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17篇】虚开增值税票如何?理

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行为的理解

1.完全虚假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以为少开多（部分虚假） 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有货代开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法定的“虚开”行为方式

1.为自己虚开（单方行为单独构成）

2.为他人虚开（两方行为双方均构成）

3.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两方行为双方均构成）

4.介绍他人虚开（三方行为三方均构成）

虚开发票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1.虚开的税额5 万元至50 万元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2.虚开的税额50 万元至250 万元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3.虚开的税额250 万元以上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18篇】虚开增值税发票后果是什么

如果犯罪嫌疑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会被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还会被判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如果虚开金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那会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会被判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如果虚开的金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那罪犯会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还会被判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或被没收财产。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19篇】虚开增值税票法人走逃

6月23日晚，贵阳市南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向媒体通报，在贵阳虚开146万元增值税发票的“走逃公司”犯罪嫌疑人谢某，在警方追查并开展思想工作后，终于主动到南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自首归案，并表示坚决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 嫌疑人主动到南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

据南明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18日，该局经侦大队在工作中发现，贵州孤尚卢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此前曾经开具了15份增值税发票给贵阳市铁二局技工学校，发票金额为1463446.38元，税额为43903.36元，价税合计1507349.74元，发票内容均为“建筑服务”实训场地建设。经侦大队发现该情况后，立即安排民警刘明开展核查工作。

经过经侦大队民警初步侦查，贵州孤尚卢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实为一家空壳公司，即“走逃公司”，该公司与贵阳市铁二局技工学校之间并无业务往来，其行为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民警在连日来的调查中得知，贵州孤尚卢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实际控制人为谢某。掌握情况后，办案民警刘明立即对相关证人及其关系人开展取证工作、询问情况，并对犯罪嫌疑人谢某及其关系人的银行账户、资金情况进行调取，分析资金流向。

↑ 嫌疑人已被南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在确定犯罪嫌疑人谢某的犯罪事实后，办案民警刘明通过电话传唤的方式与嫌疑人谢某取得联系，向其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及政策，并告知其已涉嫌违法犯罪，希望通过开展思想工作的方式，能说服谢某积极主动投案自首。民警在追查中，犯罪嫌疑人谢某迫于压力，于6月23日记者采访前，已主动到南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自首归案，并表示坚决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南明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谢某予以刑事拘留，送南明区看守所羁押，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来源：贵州都市报

【第20篇】增值税票比对后虚开

如何解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

作者：姚龙兵

日期：2016.11.16

来源：人民法院报

如何理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行为，是准确定罪的关键。当前，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该罪“虚开”行为是否要求有特定目的，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这既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更给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带来了错判的风险，实践中也已经出现类似案件处理结果迥异的情况。论述该问题的文章已不少，笔者不揣冒昧，就这个问题也略谈自己的浅见。笔者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包括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在内，均要求有骗取税款的主观目的，如不具备该目的，则不能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虚开”行为，不能以该罪论处。理由是：

一、要结合本罪设立的历史渊源解读

从历史沿革上探究，立法初始阶段尚未出现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我国税制改革、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制度之后出现的新型经济犯罪。与普通发票相比，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具有记载经营活动的功能，更具有凭票依法抵扣税款的功能。由此，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实行初期，即出现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这一功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套取国家税款。该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更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社会危害很大。由此，1995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设置了最高可判处死刑的严厉法定刑。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均是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而以虚增业绩但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尚未出现。因此，《决定》中没有规定“虚开”行为要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相反，《决定》在第一条第二款还规定：“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从该款规定分析，似乎该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需要骗取国家税款，至少不需要骗取国家税款这个实害结果。笔者认为，对《决定》上述规定的理解，不应脱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即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刚刚设立之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疑是为了骗取国家税款，除此别无他目的。

二、要结合社会实践的新情况解读

随着增值税发票制度的推行，实践中出现了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客观上也不可能造成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但又不具有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记载的内容相符的真实交易的 “虚开”行为，如为了虚增单位业绩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种行为虽然客观上也破坏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但与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相比，已具有质的区别，如果无视这种区别，仅从字面上套用《决定》以及刑法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相关规定，将这种行为也认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实行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机械理解，也割裂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历史渊源。

三、要对比虚开发票罪解读

从刑法对增值税发票的区别性保护制度分析，本罪的虚开行为必须是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虚开普通发票，包括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发票本身不具有抵扣税款的功能，行为人虚开这些发票无法凭票直接骗取国家税款。虽然如此，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行为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也会扰乱增值税发票的管理秩序。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在刑法修正案（八）入刑后，也仅设置了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因此，那种以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增值税发票管理秩序，因此需要从严打击的观点不能成立。

四、要根据刑法理论系统解读

从法条文义分析，不能简单认为本罪当然是行为犯的结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状表述，采用了简单罪状的表述方式，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的方式。这一规定，仅简单表述了本罪的客观方面特征，对于本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是否要求必须有骗取税款的目的，则从法条表述中并不能得出。立法上使用简单罪状，一般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这些犯罪的特征易于被人理解和把握，无需在法律上作具体的描述。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不少人分析法条的这一规定后认为，本罪是典型的行为犯，理由是法条并未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特定的目的，更未要求本罪必须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后果。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法条的曲解，对行为犯的误解。

行为犯是以法定的实行行为完成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在犯罪的分类上，它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而与目的犯不存在对应关系，实际上，行为犯与目的犯在一些犯罪中是包容的，即某罪既是行为犯，同时也是目的犯。如绑架罪，只要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绑架人质，即便其勒索财物的目的未得逞，也已构成犯罪既遂。

对简单罪状的解读，不能仅根据法条字面意思片面理解。如前所述，立法采用简单罪状，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这种犯罪的特征易于被人理解，甚至不言自明，无需在法律上再作具体的描述。如侵犯财产犯罪大多采用简单罪状的方式，法条表述上均没有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获取他人财物为内容的财产型犯罪的成立要件，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认为，成立盗窃之类的获取型财产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不能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罪状表述中当然地得出本罪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目的结论。

五、要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解读

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分析，本罪的实行行为应要求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原则不仅是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原则，也应该是刑法立法所遵循的原则。立法在将某行为犯罪化后，对其法定刑的配置就成为评价立法是否科学、合理的关键。如果说司法实践中的冤假错案损害的是个别人的权益，是对少数人的侵害的话，那么立法上的不公正则损害了某类人的权益，侵害的是多数人的利益。我国刑法分则各罪法定刑的配置，总体上都较好地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比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重，抢劫罪的法定刑比抢夺罪的法定刑重，等等。因此，在我国刑法中，法定刑的轻重一般与行为人所犯罪行即社会危害性大小，和其所承担的责任大小相适应，这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之义。据此，从刑法分则关于某罪的法定刑配置中，也可以逆向推导出该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重罪，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最高可判处死刑，即便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法定刑修改后，其法定最高刑依然可达无期徒刑。如果不是立法者的疏忽，那就一定是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严重才导致为本罪配置如此重的法定刑。1997年刑法修订时，立法者将《决定》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相关规定略作修改后，纳入到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中，但对罪状的表述没有修改，继续采用简单罪状的表述方式。结合前述关于当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都是基于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因此，将“虚开”界定为骗取国家税款的实质意义上的虚开，既符合立法时立法者对本罪的认知，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从实质正义上分析，不加区分行为人目的将导致处理结果不公正。既然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既可以是为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也可以是不以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且二者的社会危害性相差甚大，如果不加区分，都按照同样的定罪量刑标准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显然有失公允。

在此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一贯明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答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泉州市松苑锦涤实业有限公司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中，该案被告单位不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是为了显示公司实力以达到与外商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而虚开增值税发票。据此，最高人民法院答复认为，该公司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因此，本罪的“虚开”与日常生活中的“虚开”不同，必须从实质意义上对其进行解读，必须要有通过虚开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